[3] 通过与劳动法学者的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宪法学者对于劳动权的研究具 有以下特点：其一，关于劳动权的权利主体，宪法学者对于所谓宪法上的劳动权的界定，其权利主体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权一样，都是劳动者或劳工，即劳动权是劳工工作的权利。
摘要: 在德国，行政法律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间接引发的损害被称为事实损害。若其因刑事犯罪被捕，则构成对其新闻出版自由的后果效力损害。
与其他损害形式一样，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原则上也防御事实损害。仍然以行政拘留为例：行政拘留虽然导致基本权利主体无法使用自己的财产，但并不构成对私有财产使用权的损害，因为限制人身自由导致个人财产的损失明显不属于私有财产权条款旨在保护的法益。参见叶必丰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和308页。针对可能会给第三人带来损害的给付行政，加尔瓦斯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政府命令某一企业修理大门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而积极资助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致其倒闭却无需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也认定，强制某一难民入住某一住宅后，若该难民给房屋所有者带来了损失，则这一行政行为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因为较之于房屋所有者自己选择承租人，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提高了。
在这些非传统的损害中，并非由行政法律行为直接产生，而是通过反射效力（Reflexwirkung）间接引发的损害在德国公法学界被称为事实损害（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与此相反，将风险提高说适用于宪法和行政法领域则可更多保护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原告，恰好符合宪法和行政法的目标。[31]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坚持党的领导所以能写进1982年宪法，是邓小平是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中做出的坚定的决断，而彭真实际是邓小平这一主张的支持者、贯彻者和发挥者。
这时候，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发生了重合，党通过党内的这一组织原则来领导国家机构，当然是符合宪法的。从根子上说，就是，党应当以立宪原意为宗旨，并由此不断提高自身的先进性，通过自身的先进性来促进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构中的顺利贯彻，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自然地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决不是说可以放松乃至放弃立宪原意的要求，被动地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通过对党员下命令的方式，来掌控和代替国家机关，这样，只会削弱而不会加强党的领导。如果放在国家机构中写，就可能出现1975年宪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出现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全国人大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或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的规定，而这样的规定显然混淆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区分，不符合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要求。理性、科学地认识党的领导的宪法含义，总结各种经验教训，在宪法体制内对党的领导进行方方面面的细化，是需要我们深长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如果路线和方针政策错了，党的领导也就不存在了。[76]但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党对军队的这种领导是否属于彭真在立宪原意中所阐述的领导范围呢？ 第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问题。
1981年6月15日，他在向中央汇报前述第五次讨论稿的一些问题时，专门提了这一考虑。但是，党组织对党员下命令，必须以符合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也就是说，党组织对党员所下的命令一旦违背了宪法和法律，这个命令就是无效的，党员有权不服从，也不应当服从。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严厉批判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如前所述，邓小平所批评的对党的领导持怀疑、否定态度者，当然是反对党的领导入宪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一优良的传统受到严重破坏，我们要恢复并加以发扬。比如，1986年6月27日，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党的领导与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时，彭真重述了上述三种领导方式后，随即强调和总结说，要靠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要使党的主张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170页。
如前所述，彭真对胡乔木有关党的领导方式的设想，曾批注：靠正确、不靠命令。那么，是谁做出的决断呢？从前文所述的逻辑看，当然是邓小平。
第二，要充分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彭真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粗线，特别是在执政党也要接受人民监督下面划了两条粗线，并在左侧写道：党的领导（1）路线、方针、政策性。
[46] 第四，要寓理于实，以理服人。他说，讨论稿提出了有序言和无序言的两个方案，在征求意见中，有些同志主张不要序言，因为序言缺乏规范性，最好把一切要写的内容写进条文。第三，应当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实现领导。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抓住和实现了彭真所说明的立宪原意，在认识上，本文第三部分所述宪法制定后对党的领导的理解的分歧，包括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都会得到统一。从当时的档案看，在7月31日到11月20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秘书处对第五次讨论稿的序言部分先后修改了13次。从技术上看，写党的领导，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放在宪法哪个部分表述。
党的领导究竟是指什么？还是前述彭真在1982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所做的说明最有说服力，即：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是靠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正确，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宪法文本的准确解读，影响到宪法的有效实施，包括一系列重大宪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这种观点简单地、机械地认为，党的领导不能靠宪法和法律规定，党不能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获得永久的领导执政地位，党的领导也不能靠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序言确立的基本精神，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宪法（修改草案）提出后，围绕四个坚持，会有各种各样意见，最后由全国人大决定。而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张友渔，在1983年7月的省级政法干部轮训班上所做的宪法辅导报告中，对党的组织领导的表述又存在不易理解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胡乔木关于党的领导方式的个人设想和宪法设计，包括前述他对党的领导应当写入宪法所持的态度，仅仅是笔者从已有史料出发，揭示的他在宪法起草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和态度，至于后来他的想法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那只能用后来的史料去证明，所表明的也只能是历史人物后来的思想了。但是，在讨论宪法的结构时，不少意见主张宪法不要序言，如前所述，胡乔木本人就曾经倾向于不写序言。过去，党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是每次错误党都自己纠正了。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各地方从总体上说，是赞成和拥护邓小平的主张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66]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327页。如果一定还要追问的话，宪法总纲第6条的规定或许算是给出了答案吧：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到了10月27日，彭真在前面三件大事的基础上又提出，本世纪发生了四件大事，第四件大事就是，建国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按照彭真的阐述，党的领导有三种方式：一是思想政治领导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
但是，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重要政治人物以及参与宪法修改的相关人士，是如何思考这一重大命题的呢？ 1、邓小平的想法。1985年11月24日，彭真在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时说：新宪法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有了彭真的上述说明和讲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各方面对序言中党的领导方式和内容达成共识了呢？似乎远没有。姑且不论三十年来理论和实践中对党的领导的认识与运用的歧见，翻检当时参与宪法修改工作的一些先贤们的讲话、报告或者文章，就会发现，认识和理解上的不一致似乎从宪法修改时就已存在。
如何统一思想呢？能不能说，因为这是中央提出来的，就必须写到宪法里呢？这样并不能真正统一思想。党的领导错了，不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即使宪法条文上写得很强烈，也是空的，而且会很快被修改掉。
彭真在前一句下划了一条粗线，在后一句下划了两条粗线，并在左右两边分别写了不少语句：四个坚持，现在群众相信吗？自己相信吗？。[90]在张友渔看来，宪法中党的领导显然是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的，这个表述不仅与上述彭真对一些具体领域中党的领导方式的表述明显不一致，也与王汉斌的表述不一致。
[49]当然，后来几经考虑，彭真又决定删去了这段话，因为通过完善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得出坚持党的领导的结论了，这比在叙述事实之外再另加一段主观结论要好。[84]可是，这显然又产生了这样的逻辑悖论，即一个党支部或者党支部书记只要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那么，他实际上就可以说是在代表党中央实施党的领导。
